《鋒面雨》由作家王心鋼、廖春艷共同創作，講的是長征后南方的革命故事。有關紅軍長征的書很多，但多是記錄二萬五千里長征過程的，對于長征中留下的人卻關注較少。在強大的“清剿”力量面前，這些“留下的人”是不容易的，他們不僅要艱難地活下去，還要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評論家溫阜敏表示，當他看到這部歷史與藝術交融而成的作品后，感觸頗多。作者善于把握天時地利人和條件，乘時代呼喚紅色文學的東風，選擇以本土為主的紅色題材填補空白，讓讀者了解革命的初心與踐行。同時，作品還整合了一系列的歷史文獻、回憶錄、傳記等，梳理了三年南方游擊戰爭的歷史脈絡，描繪出了一幅完整的南方革命的基因圖。
今天，讓我們來品讀《鋒面雨》第九章：信仰。
1
原本夸下海口說要“三個月內消滅共匪”的余漢謀對粵軍“清剿”紅軍游擊隊不力憤怒不已，他把所有怒氣都撒在被俘的紅軍官兵身上，他要殺一儆百，讓老百姓不再敢支持紅軍。當然，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手里還有一張大牌，前方報告說抓到了共軍高級將領劉伯堅。
劉伯堅是誰？余漢謀原來并不知道，還是博學的李漢魂告訴他，這劉伯堅可是個共產黨內部一個不簡單的人物。他是四川人，年輕時到歐洲勤工儉學，認識了周恩來、趙世炎等人，并一起建立了中共少年共產黨，聽說還是聶榮臻加入中共的介紹人之一。后來，他跑到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成了中共旅莫支部書記。馮玉祥到莫斯科考察時認識了劉伯堅，把他帶回到西安，做西北軍政治工作，他由此結識了諸多西北軍將領。1930年，西北軍一萬七千多人陣前倒戈，搞什么“寧都暴動”，就是這個劉伯堅策反的，這使紅軍一下增加了一個兵團的力量，即后來的紅五軍團。
李漢魂向余漢謀介紹完劉伯堅后，獻策說：“這個劉伯堅可是條大魚，如果他能倒向我們這一邊，那中共紅軍的什么秘密都可以掌握，說不定還可策反紅五軍團呢。”
“嗯，差點就讓他成了漏網之魚，好在我們打仗前，把懸賞項英、陳毅、劉伯堅等人的傳單發到前線官兵手中。”余漢謀點頭說道，“第一師第一團與蔡會文的部隊激戰，對方傷亡慘重。官兵們在安遠塘村鴨婆坑抓到一個受傷的紅軍高官，比對照片認出他就是劉伯堅，如獲至寶，便連夜把他送往團部。他們報告說一團長親自提審他，可劉伯堅軟硬不吃。”
李漢魂搖搖頭：“像劉伯堅這樣才華橫溢又意志堅定的共黨高干，在共產黨內主要做的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聽說他的演講在紅軍內是很有鼓動性的，一個小小的團長怎么能說服得了他？還是把他弄到軍部來吧。”
“我知道玩政治是共黨一向的伎倆，我倒要看看成了階下囚的人還怎么來做政治思想工作。”余漢謀說，“我已下令將他轉移到梅嶺腳下的大庾監獄，趁移獄時，在大庾縣城讓他游街示眾，一來讓百姓看看我粵軍剿匪功績，二來也殺殺劉伯堅的傲氣。”
這天上午，太陽高高掛在天空中，照得人無法睜開眼睛，在大庾縣最繁華的青菜街（如今改稱建國路）上，人頭簇動，行人駐足觀望，只見大街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一個氣宇軒昂的中年男子緩緩走過，腳上帶著沉重鐵銬一路拖出鏗鏘之聲。他泰然自若，以目示意行人，很多路人原本是把手舉在額頭前遮擋陽光的，當帶著腳鐐的劉伯堅走過他們面前時，他們都將紛紛右手手指并攏置于鬢角的位置，以示敬意，并大聲叫好。
劉伯堅游街示眾后，被送到大庾綏靖公署審問。審訊官是粵軍第一軍軍法處長周天民。他盛氣凌人地端坐在審訊桌前，邊上坐著一名書記員，門外兩側站滿了殺氣騰騰、手持明晃晃刺刀的衛兵。余漢謀專門調看了原始的審訊記錄：
問：你是不是共產黨？
答：是共產黨員。
問：你為什么加入共產黨？
答：我看你們國民黨毫無治國救民的辦法，故加入共產黨，致力于土地革命。
問：胡說，不許你在這里污蔑黨國。你們共產黨有辦法，為什么弄得現在一敗涂地？
答：勝敗乃兵家常事。古人說：“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種不熄，燎原之火必將漫天燃起。
問：我不是在這里跟你論古道今，我問你，你們野戰軍西奔川黔的意圖是什么？
答：要擴大蘇維埃運動到全國范圍去，建立蘇維埃更大的新根據地……
周天民沒有再問下去，但他仍不死心，便把俘獲的紅軍干部分別押到審訊室，要劉伯堅一一指認。被捕的人員中有時任中隊長的王賢選等，都是劉伯堅熟悉的部下和戰友。劉伯堅心里很不好受，但他并沒有讓敵人陰謀得逞，他頭一偏，冷冷地回答說：“我不認識！一個都不認識！”
周天民氣急敗壞：“姓劉的，你想清楚，再不好好配合，老子槍斃你。”
劉伯堅斬釘截鐵地說：“要殺就殺，要剮就剮，我沒什么可說的！”
第一次審訊就這樣草率收場。王賢選等因為沒有暴露身份，不久被釋放了。
李漢魂看了一眼提審材料，說：“他是文化人，給他紙和筆，讓他寫出來，慢慢交代。”
余漢謀摸了摸胖腦袋，說：“沒有用，他當晚回到獄中后，一口氣寫了這么多，你看看，還是詩呢。”
李漢魂一看，果真是劉伯堅寫下的詩，名曰《帶鐐行》，顯然今天的游街示眾讓劉伯堅感觸很多：
帶鐐長街行，蹣跚復蹣跚，市人爭矚目，我心無愧怍。
帶鐐長街行，鐐聲何鏗鏘，市人皆驚訝，我心自安詳。
帶鐐長街行，志氣愈軒昂，拚作階下囚，工農齊解放。
“劉伯堅轉到大庾綏靖公署后，與同時被俘的贛南軍區政治部秘書廖昔昆、贛南省軍區第十六團參謀長陸如龍、中央政府辦事處交通科科長連德勝、會昌貿易分局采辦處辦公室主任王志楷一同關在一間陰森狹窄的牢房。他們5人均屬共產黨重要分子，都戴上了手銬腳鐐。我原本以為他會表示‘抗議’的，你看他卻意猶未盡，寫了長詩《移獄》，記錄獄中生活呢。”余漢謀又遞過幾頁詩稿：
大庾獄中將兩日，移來綏署候審室，室長八尺寬四尺，一榻填滿剩門隙；
五副腳鐐響鋃鐺，匍匐膝行上下床，獄門咫尺隔萬里，守者持槍長相望。
獄中靜寂日如年，囚伴等吃飯兩餐，都說欲睡睡不得，白日睡多夜難眠；
檐角瓦雀鳴啁啾，鎮日啼躍不肯休，瓦雀生意何盎然，我為中國作楚囚。
夜來五人共小被，腳鐐顛倒聲清脆，饑鼠跳梁聲嘖嘖，門燈如豆生陰翳；
夜雨陣陣過瓦檐，風送計可到梅關，南國春事不須問，萬里芳信無由傳。
“難怪馮玉祥當年這么賞識他。他是軍中有名的演說家，通常脫稿演講，聲音宏亮，感情激昂，具有很強的鼓舞性和號召力。在部隊里，無論行軍打仗多么艱苦，只要聽了劉伯堅的演講，官兵們都會感到精神充沛斗志昂揚。西北軍曾流傳一句話：‘聽過劉部長一次演講，當得了三個月的餉。’”李漢魂嘆了一聲，“這樣的人不能為我所用，真是可惜了。”
“既然不為我所用，只能殺了了事。我已向南京方面請示，蔣總裁已親自下了槍殺令，就地正法。”余漢謀殺人無數，說到殺字目無表情。
“慢著，都說英雄志短，兒女情長，他有沒有留下家信啊？”
“他會留下絕筆信的。到時給你送來一閱就是。對這樣冥頑不化分子，你勸也沒用。”
幾天后，軍法處長果真送來了劉伯堅寫的三封充滿感情的家書。軍法處長特意說明道，劉伯堅的老婆是西安一個才女，給他生了三個兒子，取名虎、豹、熊。劉伯堅在安遠塘村被俘后就寫了一封家信，并隨信附有絕命詞及給三個兒子的遺囑。可惜的是這封信沒有保存下來，給士兵們弄丟了。這三封信都是最近幾天寫的。
李漢魂接過一疊信，隨手打開一封，是給劉伯堅的妻子王叔振在陜西的梁風笙大嫂的：
風笙大嫂并轉五六諸兄嫂：
本月初在塘村寫給你們的信、絕命詞及給虎豹熊諸幼兒的遺囑，由大庾縣郵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弟不意尚在人間被押在大庾粵軍第一軍部，以后結果怎樣尚不可知。弟準備犧牲，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現有兩事需要告訴你們，請注意：
一、你們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慟異常，必然要想方法來營救我，這對于我都不需要。你們千萬不要去找于（右任）先生及鄧寶珊兄來營救我，于鄧雖然同我個人的感情好，我在國外、叔振在滬時還承他們殷殷照顧并關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險，但我為中國民族爭生存爭解放與他們走的道路不同。在滬晤面時鄧對我表同情，于說我做的事情太早。我為救中國犯危險遭損害，不需要找他們來營救我幫助我使他們為難。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須要把這件小事秘密起來，不要在北方張揚，使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義來對付我。這對于我絲毫沒有好處，而只是對我增加無限的侮辱，喪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囑（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熊兒出生后一月即寄養福建新泉芷溪黃蔭胡家，豹兒今年寄養在往來瑞金、會昌、于都、贛州這一條河的一支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羅高，二十余歲，裁縫出身，攜帶豹兒。船老板是瑞金武陽圍的人叫賴宏達，有五十多歲，撐了幾十年的船，人很老實，贛州的商人多半認識他，他的老板娘叫郭賤姑，他的兒子叫賴連章（記不清楚了），媳婦叫梁招娣，他們一家人都很愛豹兒，故我寄交他們撫育，因我無錢只給了幾個月的生活費，你們今年以內派人去找著還不致于餓死。
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把三個幼兒的養育都要累著諸兄嫂，我四川的家聽說久已破產又被抄沒過，人口死亡殆盡，我已八年不通信了。為著中國民族就為不了家和個人，諸兄嫂明達當能了解，不致說弟這一生窮苦，是沒有用處。
諸兒受高小教育至十八歲后即入工廠做工，非到有自給的能力不要結婚，到三十歲結婚亦不為遲，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叔振仍在閩，已兩月余不通信了，祝諸兄嫂近好！
弟伯堅
三月十六日于江西大庾
李漢魂又看了其他兩封信，都寫于3月21日即臨刑前的上午，一封仍是寫給陜西梁風笙大嫂的：
風笙大嫂并轉五六諸兄嫂：
弟在塘村被俘時，就決定死以殉主義，并為中國民（族）解放流血，曾有遺囑及絕命詞寄給你們，不知收到沒有？
弟為中國革命犧牲毫無遺憾，不久的將來，中國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熱血不是空流的。
虎、豹、熊三幼兒將來的教養，全賴諸兄嫂。豹兒在江西，今年陽歷2月間寄養到江西瑞金武陽圍的船戶賴宏達（45歲）老板，他的船經常來往于瑞金、會昌、于都、贛州之間，他的老板娘名叫郭賤姑，媳婦名叫梁招娣，兒子30歲左右，名叫賴連璋（記不清楚了）。另有吉安人羅高，二十四五歲隨行，是個裁縫，羅高很忠實，很愛豹兒，他無論如何都同豹兒一起。你們今年內可派人去找，伙食費只能維持四五個月。熊兒出生后一月即寄養福建連城屬之新泉區芷溪鄉黃陰胡家中，黃業中藥鋪，其弟已為革命犧牲，弟媳名菊滿，扶養熊兒，稱熊兒為子，愛如己出，因他無子。
熊、豹兩兒均請設法收回教養。
諸幼兒在18歲前可受學校教育，18歲后即入工廠作為工人。他們結婚更不要早，遲至30歲左右再結婚亦不遲，以免早婚多兒女累，不能成就事業。
最重要的，諸兒要繼續我的志向，為中國民族的解放事業流血，繼續我未完成的光榮使命。
這封信需要給叔振同志一閱，她可能已到滬了。
此致
最后的親愛的敬禮！
弟劉伯堅
三月二十一日于大庾
我已要求粵軍槍斃我后葬在梅關附近。
最后一封信是劉伯堅寫給自己患難與共的妻子王叔振的。自1930年下半年進入江西中央蘇區以來，由于頻繁的戰斗和艱苦的工作，劉伯堅與身為中華蘇維埃政府秘書、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科科長的妻子很少生活在一起。1932年后，王叔振調往閩西新泉縣任縣委書記后，兩人天各一方，只能靠書信來互訴衷腸。信很短，全文如下：
叔振同志：
我的絕命書及遺囑你必能見著，我直寄陜西風笙大嫂及五六諸兄嫂。
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并要用盡一切的力量教育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的事業。
我葬在大庾梅關附近。
12時快到了，就要上殺場，不能再寫了，致以
最后的革命的敬禮！
劉伯堅
三月二十一日于大庾
“除了這些信還有什么？”李漢魂問。
“對了，還有一首詩。這是他在獄中寫的，叫《獄中月夜》，我給你念一下吧。”軍法處長討好地念道，“空負梅關團圓月，囚門深鎖窺不得。夜半皎皎上東墻，反影鐵窗皆虛白。”
“看來這共產黨人重親情更重信仰的，這樣的人最可怕。”李漢魂看了眼軍法處長問，“槍決令已執行了？”
“已執行了。我們把他押往大庾縣城北郊的金蓮山下執行的，他走得很從容。”軍法處長又問，“這些信怎么處理？”
“既然是家書，就按地址寄吧。”李漢魂把信遞回給軍法處長，“一個不可思議的人。”李漢魂雖是軍人，卻愛寫詩文，有點文人情懷，對劉伯堅之死有點惋惜。
劉伯堅犧牲后，陳毅十分懷念，他以深沉而悲壯的筆調寫下了《寄友》：
1937年春，敵寇策動侵華日急，國民黨反動派對我之“清剿”更烈。余輾轉游擊于五嶺山脈，時紅軍主力西去秦隴，消息難通。而阮嘯仙、賀昌、劉伯堅諸同志相繼犧牲。每夜入夢，故人交情，不渝生死。游擊各同志又與余分散活動，因詩以寄意：
風吹雨打露沾衣，晝伏夜行人跡稀。
秦隴消息倩誰問，故交鬼影夢中歸。
瓜蔓抄來暴政久，豆箕煎時外寇肥。
叛徒國賊皆可殺，仗君南線系安危。
1964年，排演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時，在周恩來總理的建議下，劉伯堅烈士的《帶鐐行》與夏明翰烈士的《只要主義真》被合成雄渾悲壯的《就義歌》而廣泛傳唱。作為戰爭親歷者，陳毅聽得心潮澎湃，熱淚盈眶。
2
同樣讓敵人感到不可思議的還有瞿秋白。龔楚無論有多少條“出走”的理由，都沒有出賣同志出賣信仰的權利。因為如果說到委屈，瞿秋白所受的委屈比起他來，那才是天大的。
瞿秋白本是待人寬厚與人為善顧全大局之人。他沒想到中共六中四次全會后，從莫斯科回來的王明一群人，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政治局奪了權。盡管瞿秋白兩次發表《聲明書》，用阿Q的筆法把自己一貶再貶，但他們仍視他為眼中釘，不僅在政治上撤銷他的黨內職務，反復對他批判，而且經濟上也卡他。這次長征，又以瞿秋白身患重病難以遠行為由把他拋下。
所幸項英、陳毅對瞿秋白還是關心的，特派一個武裝排便衣護送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等五人突圍，擬輾轉到上海白區潛伏養病，沒想到半路卻出了事。這支小隊伍到達預定中的第一個目的地——長汀縣四都，在湯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由他派人護送向永定縣境進發。
他們一行晝伏夜行，于1935年2月14日凌晨到達長汀縣濯田鎮水口村小逕附近。由于天氣寒冷，加上一夜的急行軍，使得原本就身患疾病的幾個同志變得更加的虛弱，帶隊的鄧子恢決定在此休整半天，順便給透支的身體補給一下，沒想到他們一時大意，天亮后在小村做飯冒出炊煙，結果被人告密。很快保安團二營便包圍上來。幾十個便衣隊員用駁殼槍且戰且走，沖到村南的大山上，白匪兵緊追不舍。
年近六旬的何叔衡氣喘吁吁奔跑困難，面色蒼白地向帶隊的鄧子恢喊：“我不愿拖大家的后腿，更不要當敵人的俘虜，開槍打死我吧！”鄧子恢讓警衛員架著他跑，到了一個懸崖邊，何叔衡突然掙脫警衛，縱身跳了下去。鄧子恢后來痛心地回憶，當時他們過了這座山，依托一條小河將追兵打退，何叔衡若能被架著再跑一段，也許可免于殉難。
后人根據鄧子恢的回憶，長期認為何叔衡是墜崖而亡。解放后，福建當地公安機關審訊一個當時的反動團丁時，才知道進一步的詳情。據兇手交待，他和另一團丁在戰后搜索時，在山崖下發現了一個躺著的老人，已頭破血流，奄奄一息，他們從老人的衣服里發現了銀元和港幣。這兩個家伙搜身時，老人突然蘇醒，抱住兇手的腿展開搏斗，結果被連擊兩槍打死。何叔衡在“新民學會”時就以性情剛毅著稱，臨難不茍正是他這種品格的表現。
鄧子恢僥幸沖了出去，瞿秋白和張亮、周月林兩位女同志卻落入敵手。在獄中，瞿秋白和兩名女同志商量，他化名林琪祥，上海人，職業醫生，兩名女同志則以其他職業身份出現。敵人開始并沒有識破他們三人的身份，只把他當作一般被俘人員關入上杭監獄，十幾個人關在一間陰暗的牢房里。
兩個多月后，由于叛徒的出賣，瞿秋白的身份得到指認。國民黨軍官喜出望外，如獲至寶，用一個連的兵力，于5月9日把瞿秋白押往駐長汀縣城的國軍三十六師師部。
該師師長宋希廉是湖南人，中學時代曾讀過瞿秋白的書，在黃埔軍校一期就讀時聽過瞿秋白的演講，心里對瞿秋白很是崇敬的，尊稱他為先生。可是兩人的政治信仰和立場不同，宋希廉沒辦法解救瞿秋白，只能優待于他。解放后，宋希廉在接受汪東林的采訪時，是這樣回憶瞿秋白被捕詳情的：
蔣介石對江西蘇區紅軍的第五次圍剿得逞，紅軍主力于1934年10月撤離蘇區北上，僅留下六七千人在閩贛邊境地帶開展游擊活動。蔣介石一方面調兵遣將，組織主要兵力堵截圍追西去的紅軍主力，同時命令湯恩伯留下負責全殲贛閩殘留的紅軍。1935年二三月間，湯恩伯指揮數萬兵力像梳頭發一樣從西南往東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紅軍。因兵力眾寡懸殊，紅軍決定化整為零，其中力量較弱的千余人往東撤離，被我指揮的三十六師在水口附近的部隊堵截擊潰，俘虜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三十六師指揮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團截獲。我因在戰事中負傷住醫院治療，暫離三十六師師部（師部設在福建長汀縣城內）。四月下旬，我在醫院接蔣介石南京密電，稱“據可靠情報，共匪頭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虜群中，務必嚴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師參謀長向賢矩執行，先在一○八旅方面清查，一個個俘虜均加以細細辨認和盤問，都沒有發現線索；又電告保安第十四團，幾天后得復電，說俘虜中有個可疑的人，自稱林琪祥，上海人，但操蘇南口音，面容消瘦，職業醫生。我即命令師參謀長親自前往，速將此人解往長汀師部審問。師參謀長去保安第十四團的次日，即電復經人指認，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并未提審瞿確認，他將立即押瞿回師部審定。我接此電后深感事關重大，也立即離開醫院，趕返三十六師師部。
我回師部的當天，軍法處處長吳淞濤就向我作了匯報。他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審過程講得有聲有色。吳說，他耐著性子反復審問瞿秋白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瞿秋白都不緊不慢地答復叫林琪祥，36歲，上海人，職業醫生。吳說他有意長時間靜默，靜得提審室里五六個人都聽見彼此的呼吸聲，他甚至站起來在屋里來回踱步，并不時觀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見他半合半閉的眼睛，臉孔蒼白消瘦，端坐的樣子像一個打坐的和尚。吳說，在一段時間的寂靜之后，他突然一轉身使勁把桌子拍得震天響，大聲說，“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國十六年我在武漢聽過你講演，你不認得我，我可認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據吳說，這一突然的逼問，瞿秋白神色有所動，但仍然不緊不慢地說：“你們搞錯了，我不是瞿秋白！”吳才使出最后一招，大聲一吼：“來人啦！”進來的是事先在外等候傳話的被俘投敵的共軍的叛徒，他指著瞿秋白，向吳獻媚地說：“我用腦殼擔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說了不算，還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對。”吳洋洋自得地向我匯報說，至此，這表面像一座佛，內心比狐貍還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頭。但吳淞濤刪略了瞿秋白最后說的幾句話，這是另一位在場的部下后來同我講的。在叛徒當場的指認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說：既然這樣，也用不著這位好漢拿腦殼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來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類的筆供和口供，就算做一篇小說。瞿秋白當時的心境和精神狀態，由這幾句話即可見一斑。
宋希廉聽完軍法處長吳淞濤的匯報后，便命令下屬先不要再提審瞿秋白，并批了“優裕待遇，另辟間室”八個字，給瞿秋白改善生活環境和條件，旨在軟化瞿秋白。
瞿秋白自然知道“優待”背后的陰謀，泰然處之。
三十六師司令部駐在長汀靠四頭路南的一個當地縉紳的家中。瞿秋白被關在最里面的一間廂房，面積不到十平方米，布置有一床一桌一椅一張板凳加一個洗臉架，桌面上擺著文房四寶和一些豎行稿紙，似乎沒有囚室之味，倒像是私塾先生的書房。瞿秋白獨居一室，不帶刑具，伙食也跟軍官們相同。廂房外有一個封閉的天井，只有四五平方米，兩米多高的白墻，灰檐黑瓦，他每天可出來散步兩次，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院子里獨立著一棵石榴樹，樹干曲折，樹皮粗礪，有一個凸出的結疤。他在院子里來回踱步，什么都可以想也可不想。
宋希廉來見過瞿秋白一次，也算是他倆之間的一次思想交鋒。這里不妨摘錄一段：
瞿先生，共產主義在中國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談理論，而是要看事實！請看當今黨國政令一統天下，委員長秉承先總理的宗旨，實行三民主義，全國民心歸順，乃大勢所趨。共產黨自民國十六年之后，苦心經營了若干山頭，如今已蕩然無存。以至于像瞿先生這樣的頭面人物，也落到今天這種地步。共產主義如能救中國，何以這樣奄奄一息，瀕于絕境？你既不愿爭論這些，我也就說到此為止。但我想鄭重地提醒你的，是別忘了眼下你自己的處境。時至今日，你還沒有對我們講一點有關共黨和匪區的有價值的情況，這對你是很不利的！
說得好！這最后幾句話才是你今天繞著大彎子找我談話的本意，也是為多日來想完成蔣介石給你任務而使的小手段！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訴宋先生，幾年來我身患重病，在蘇區所做工作甚少，管過一些掃盲識字辦學校的事，你不愿意聽這些吧？至于其他情況，我早就說過，無可奉告。我對自己目前的處境，十分清楚。蔣介石決不會放過我的，我從被認定身份之后就沒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讓我把要寫的東西寫完，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我應該感謝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醫療上優待我，使我有條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幾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鄭重地告訴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蔣介石交給你的任務，那將一定是徒勞的。好了，紙已戳穿，我們的談話也該結束了。
那次談話后，宋希廉再也沒在瞿秋白面前出現。
囚地緊鄰長汀最有文化的貢院和蘇維埃政府所在地，這讓瞿秋白有機會對自己短暫而復雜的人生歷程作了回顧和梳理。他糾結的是自己作為文人和革命者的雙重身份，覺得自己本是一個“半吊子文人”，一不小心接觸了俄國革命，被政治的風暴所裹入，讓他走上了共產革命這條路。
或許，瞿秋白看重的是文人身份，而世人卻以革命者身份待之。正是帶著這種悲傷而矛盾的情緒，從5月23日開始，他花了一星期的時間，把自己對往事的反思與自省寫成了有兩萬余字的《多余的話》，真實地呈現給后人。
這篇文章像把鋒利的手術刀，把自己的靈魂解剖得淋漓盡致，這讓瞿秋白死后備受爭議。按照計劃，瞿秋白寫完《多余的話》后，還想寫《讀者言》和《痕跡》兩篇，并且已擬了初步的目錄，但蔣介石不給他機會了。因為蔣對瞿秋白徹底失望了，幾次南京派來的勸降特使皆無功而獲，讓他十分惱怒。
3
6月16日，蔣介石從南京給宋希廉發來“即刻即到”電令：“著將瞿秋白就地處決，照相存驗。”宋希廉接到這電報有些矛盾而不安，他原本想蔣介石會將瞿秋白押往南京審訊的，沒成想竟要他親自來處決。17日，他布置師參謀長向賢矩、政治處處長蔣先啟，向瞿秋白宣讀了蔣的手令。
瞿秋白知道遲早會有這一天，王明他們可以拋棄他，他卻不能背叛信仰。這就是他和龔楚本質的不同。孤臣可棄但不可辱節。
6月18日清晨，天氣很好，瞿秋白一早起床，換上了洗凈的黑褂（當年在上海愛妻楊之華給買的）、白褲、黑襪、黑鞋。梳洗后，靜靜地坐在桌前，點上煙，喝著茶，翻閱著唐詩，吟讀、思索，隨手記下他昨晚的一個夢境……
10時正，瞿秋白在刀兵環護下，離開關了一個多月的囚室，穩步走向中山公園。
宋希廉帶著師部的軍官來到堂屋，最后送瞿秋白一程。但他不敢吭聲，只能躲在一邊默默地看著。他回憶道：
六月十八日早晨八點多鐘在警戒方面部署妥當后，向賢矩進入秋白先生室內，將蔣介石的電報交秋白先生看，據向賢矩告訴我，瞿先生看了后，面色都沒有一點變化，好像若無其事一樣。九時許，我和司令部的大部分干部，共約一百多人，都先后自發地走到堂屋里來了，九時二十分左右，秋白先生在蔣先啟的陪伴下走出他住了一個多月的小房間，仰面向我們這些人看了一下，神態自若，緩步從容地走出大門。時間只是一剎那，但秋白先生這種視死如歸的偉大精神，使我們這些人很受感動，在場的每個人都覺得很難過，默默無聲地離開了那間堂屋。
當年處決瞿秋白時，有一記者隨行，現場目睹了整個過程，其采訪側記《畢命前之一剎那》寫得具體而“文藝”：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晨，聞瞿之末日已臨，筆者隨往獄中視之，及至其臥室，見瞿正在揮毫，書寫絕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晚，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陽明滅亂山中（韋應物），落葉寒泉聽不窮（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萬緣空（郎士元）。”
書畢而畢命之令已下，緩解至中山公園。瞿信步行至亭前，見冷饌一席，美酒一甕，列于亭之中央，乃獨坐其上，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酒半乃言曰：“人公馀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睡，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繼而高唱國際歌，酒畢徐步赴刑場，前后有軍士押送，空間極為嚴肅。經過街衢之口，見一瞎眼乞丐，猶回顧視，似有所感。既至刑場，自請仰臥受刑，態度仍極從容。槍聲一響，瞿遂長辭人世。憶其在獄中，常以文墨自遣，所作“眼底煙云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志也。
正如記者所述，在中山公園八角涼亭，宋希廉讓手下給瞿秋白安排了送行酒。在喝了近一瓶長汀米酒后，瞿秋白有些微醺，放聲歌曰：“人之公余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也!”
隨后，瞿秋白站起來，坦然正正衣履，讓長汀藝園照相館的照相師拍了遺照——他背著兩手，昂首直立，背影是藍天白云。照完相，瞿秋白手挾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口里用俄語哼著《國際歌》。他是第一個把《國際歌》歌詞翻譯并介紹來中國的人，于今唱著《國際歌》走向刑場。這是最好的送行曲。
刑場在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到了刑場，瞿秋白找了塊空地面北盤膝而坐，回頭看了眼行刑者，淡定說：“此地甚好。”
子彈向瞿秋白飛來……
富有諷刺意義的是，下令開槍的三十六師政治處長蔣先啟，是革命先烈蔣先云的弟弟，曾留學蘇聯，加入過中國共產黨，以后卻叛變投靠國民黨。后來抗戰期間，他在浙江省當縣長，被日偽軍俘虜，又當了漢奸。大浪淘沙，在真正的生死抉擇面前，才能體現出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什么是真正的理想獻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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