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曾是廣東抗戰的大本營

　　1938年，中共廣東省委因應抗戰形勢的發展，將省委機關由廣州遷到韶關西河黃田壩。1940年7月，省委機關遷到始興紅圍。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撤銷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中共粵北省委和中共粵南省委，1941年春至1942年5月，粵北省委遷到韶關五里亭廣東韶州師范學校農場小院。在此期間，中共廣東省委和粵北省委創建了大量敵后人民抗日武裝和根據地，開辟著名的華南敵后抗日戰場，還使廣東成為國統區中共黨員人數最多的省份之一，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

　　一件紅色文物：粵北省委的一盞煤油燈

　　一件照明工具卻成了挽救我黨南方組織的關鍵

　　在韶關市湞江區五里亭中共粵北省委舊址，珍藏著一盞煤油燈。“這盞古樸陳舊的煤油燈，在夜里是照明用具，在白天則是安全示警的信號燈。”湞江區檔案館（區史志辦）副館長謝海涵說，這盞燈看似普通，卻挽救了許多我黨地下工作者的生命。“它可以說是中共粵北省委事件的見證者。”

　　救了許多地下黨員的“紅色煤油燈”。

　　1941年7月15日，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夫婦被叛徒出賣，在吉安遭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敵人模仿謝的筆跡，寫信給代理省委書記顏福華，顏中計被捕后叛變投敵。

　　國民黨特務破壞江西省委后，又策劃破壞南方工委及其下屬黨組織。敵人利用叛徒以原中共江西省委電臺與南方工委聯系，騙取了南方工委的信任。1942年4月，南方工委在不知江西省委已遭破壞的情況下，通知江西省委派人到曲江接頭。

　　隨后，中共南方工委派組織部部長郭潛赴曲江與江西省委來人接頭。國民黨特務千方百計逼迫謝育才秘密叛變與郭潛接頭。謝育才發現特務利用江西省委電臺與南方工委聯系，意識到南方工委將遭破壞。為了早日向南方工委報告，他填寫了“自首書”，特務于是將其夫婦改為軟禁。4月29日深夜，謝育才夫婦趁看守不備，拋下未滿周歲的孩子，越窗逃跑，并于5月22日來到南方工委交通站所在地（福建省平和縣）報告。

　　南方工委立即給在韶關曲江的郭潛發電報要求其立即撤離。5月26日，郭潛接到電報后，沒有及時譯讀密碼電報，反而外出吃飯，在韶關花園酒家被叛徒引領的特務逮捕。

　　郭潛經不起敵人的威逼利誘，叛變投降，并于27日凌晨引領國民黨特務，到韶關北郊五里亭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家中，抓走了李大林夫婦、保姆等人。5月30日，由于郭潛的出賣，當時正在樂昌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也被秘密逮捕。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制造的“粵北省委事件”。

　　在此期間，國民黨特務在五里亭韶州師范學校農場小院中“守株待兔”，妄想抓捕更多的共產黨員。謝海涵告訴記者：“這些特務沒有發現一個細節——這一盞煤油燈在夜里照明完畢后，白天會放在窗臺顯眼位置上。過來接頭的地下黨員根據這盞油燈來判斷形勢：如果燈放在窗臺說明‘安全’，如果窗臺看不到燈則代表‘有危險，需立即撤離’。”

　　李大林被捕后，前來接頭的省委秘書長嚴重敏銳地發現了接頭暗號的異常，5月28日，即粵北省委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嚴重立即派人分別通知各部和有關同志迅速轉移隱蔽。同時，通過省委電臺電告“南委”并向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報告粵北省委被破壞的情況。

　　周恩來在獲悉粵北省委被破壞的消息后，也迅速發出了一系列指示，如國民黨統治區黨組織一律暫時停止活動；已暴露身份的黨員干部一律轉移到游擊區工作，其余干部利用教書、做工、做小商販等各種社會職業做掩護，實行勤學、勤職、勤交友等“三勤”活動等。

　　中共廣東省委、粵北省委歷史陳列館。

　　一個紅色史跡：中共粵北省委五里亭舊址

　　山城韶關因為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成為戰時著名的文化據點

　　“五里亭當時位置雖然偏僻，但交通十分方便。不僅離韶關火車站不遠，附近還有碼頭，水路四通八達，可快速出城入城傳遞消息。”湞江區黨史方志股股長譚景毅分析中共粵北省委遷至五里亭的重要原因。

　　在此期間，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重點從城市向農村轉移。1939年1月1日，廣東省委在韶關黃田壩召開會議。會議提出黨組織重點從城市向農村轉移，必須向全省范圍發展，必須面向工農，面向農村，大力開展農村工作，提高廣大農民的覺悟，加快黨在農村的發展。會議確定了廣東黨工作的基本方針，即長期積蓄力量，準備在抗戰最后階段起決定作用。

　　粵北省委曾經開會的會議室。

　　廣東省委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引下，運用各種有利條件，主動接觸國民黨抗日將領、地方實力派和進步人士，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統戰工作，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收到了顯著效果。如廣東省委通過在韶關任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身邊潛伏的地下黨員，積極開展對張發奎的統戰工作。使張發奎在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成為唯一沒有發表反共通電的國民黨戰區司令長官。

　　此外，省委還積極領導文化界人士占領和開辟文化陣地，開展抗日文化活動。當時，許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云集韶關，如尚仲衣、鐘敬文、陳原、梅龔彬等。香港淪陷后，一部分從香港撤退出來的文化人來到韶關，還有一部分需要經韶關疏散到大后方，其中較為著名的有鄒韜奮、柳亞子、廖沫沙、張友漁、胡風、高土其、茅盾、葉以群等。

　　譚景毅說：“當時韶關報刊業興盛一時，小小一地竟有報刊20多家。其中，省委創辦的機關刊物《新華南》成就和影響最大。《北江日報》和《新軍》也是當時在韶關影響較大的抗日報刊。”

　　省委在韶關期間直接推動了韶關抗戰文化的興起，使韶關這個落后的山城成為與昆明、成都、桂林齊名的文化據點和廣東戰時文化中心。

　　陳列館展出了大量珍貴史料。

　　一位紅色人物：張文彬

　　“寧可坐牢而死，決不跪著爬出去”

　　曾擔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曾協助周恩來參加西安事變談判、27歲當上省委書記，這便是張文彬傳奇的一生。

　　張文彬像。

　　七七事變后，中共中央派張文彬南下廣東領導抗日救亡運動。他先后擔任中共南方工委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中共粵北省委書記等職務。由于長期的白色恐怖，全面抗戰爆發時，中共廣東黨組織力量比較薄弱。張文彬在廣東首先做好了黨組織建設，加強了黨的領導。1938年10月中共廣東省委北遷后，把“建立強大黨的基礎”作為重要任務。到1939年10月，廣東黨員發展到1.8萬多人，抗戰勝利時達2萬人，為國民黨統治區內黨員人數最多的省份之一。

　　廣東黨組織還領導開展武裝斗爭，建立了大量抗日根據地。先后在瓊崖、東江、珠三角等地區建立了星羅棋布的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華南敵后戰場成為中共所領導的全國敵后三大抗日戰場之一。

　　張文彬到廣東的另一項重要任務便是發展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他領導下的廣東省委制定了正確的統戰方針，以抗日統一戰線形式組成的各界抗日救亡團隊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1941年12月，日軍占領香港后，張文彬和廖承志一起周密布置，把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等大量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從香港日軍的嚴密控制下搶救出來，安全地護送到大后方。

　　1942年5月下旬，江西省委遭到破壞，張文彬迅速帶著機關向閩西、東江等地轉移。途經廣東大埔高陂鎮時遇上叛徒所帶引的特務，不幸被捕，囚禁于江西太和縣國民黨監獄。

　　張文彬在獄中立場堅定，明確表示“寧可坐牢而死。決不跪著爬出去”，始終大義凜然，堅強不屈。張文彬身患肺病，入獄后，在敵人的殘酷折磨下，病情日益嚴重。敵人承諾他只要肯轉變立場，不但可以獲得自由，還可給他治病。張文彬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在生命垂危之際，他最后與關在同一所監獄的廖承志見面時，掙扎著說：“我一生為黨工作，堅信馬列主義、堅信黨，現在生命快到盡頭，但我死而無憾。”1944年8月，張文彬受盡折磨后于獄中犧牲。

　　紅色傳承

　　據介紹，韶關紅色革命遺址眾多，2020年廣東省紅色革命遺址大普查中已發現的革命遺址共1245處，其中被省認定的重要紅色革命遺址達502處，在全省排名前三。

　　韶關注重修繕保護，讓紅色文化“傳”起來。目前，該市正在建設好一系列的紅色教育基地。以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廣東段）規劃建設為抓手，韶關加快修繕提升境內紅軍長征遺跡遺址，籌劃一批紅色革命遺址保護利用重點項目，打造一批紅色教育現場教學點。韶關還充分利用紅軍長征粵北紀念館、廣東南嶺干部學院等，把紅色文化融入教育培訓，升級打造紅色教育基地。

　　同時，韶關也在推進融合發展，讓紅色文化“活”起來。韶關正在打造全省“紅色旅游目的地”，規劃設置“北伐大本營”“會師前夕”“長征之路”“紅色祖屋”等紅色旅游專題線路，加強與周邊贛州、郴州紅色主題線路對接，加快形成“紅三角”地區紅色旅游合作圈、精品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