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決定明晚約媽媽出去吃飯，再給她送一束花。” 5月11日，母親節(jié)前夕，在深圳的盧瑾晴給記者發(fā)來了微信。
對于盧瑾晴而言，每年的母親節(jié)都是一個值得好好慶祝的日子。在她心里，媽媽伍雪玲有著雙重身份，除了是生養(yǎng)她的母親外，還是教她開口說話的人。
(教我們說話的另一個媽媽：伍雪玲，時長共4分05秒)
盧瑾晴1歲時被確診為極重度神經性耳聾。“對一個母親而言，有什么是比看到自己的孩子遭遇不幸更痛苦的呢？”孩子久病，母成醫(yī)。為了讓自己孩子早日開口說話，伍雪玲從不知道什么是聽障的“小白”成長為康復訓練業(yè)內專家，并于2004年在深圳市羅湖區(qū)成立了晴晴言語康復中心。
從幫助女兒“過上正常人生活”的初心，到讓廣大聽障兒童獲“新聲”的善心，伍雪玲在二十年如一日的堅守中成為了許多城鄉(xiāng)聽障兒童的“伍媽媽”。憑著一份同理心，伍雪玲帶領團隊康復聽力障礙等特殊兒童2000余名，其中，廣東鄉(xiāng)村兒童將近380人，省外鄉(xiāng)村兒童將近260人，累計為特殊兒童籌集善款350多萬元、各類物資10000余件。
“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會懂那種痛和一路走來的不易。我想通過努力在孩子們心中播種信念，讓希望在聽障兒童群體間傳遞。”伍雪玲說道。
在深圳市特殊需要兒童早期干預中心以及伍雪玲（右一）不間斷的康復訓練下，女兒盧瑾晴（中間小孩）很快便恢復了言語能力。
初衷
為了女兒一聲“媽媽”
“拿到晴晴的確診書后，我兩眼一黑，直接暈倒在了醫(yī)院。”伍雪玲回想起當年的情景，依然覺得心如刀絞。
那時的伍雪玲，無助、絕望，既憂慮孩子的未來，又埋怨老天的不公。“老是想為什么我的孩子聽不到，幾個月都是以淚洗面。”
伍雪玲認為自己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腦子里已經把晴晴的一生都想完了。聽不到又不會說，以后她該怎么生活，怎么在社會上生存？”當意識到每晚自己給女兒唱的搖籃曲，女兒根本聽不到，22歲的伍雪玲情緒“決堤”。
每想到這里，伍雪玲便“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女兒就這樣在無聲的世界里過一輩子，不甘心晴晴就此封閉在一個小世界中，喪失與外界交流的權利、喪失對世界的感知與探索。于是，伍雪玲下定決心，無論多么艱難，都要讓女兒開口說話，走進“有聲世界”。
為了女兒的未來，伍雪玲開始積極尋找治療女兒聽力問題的方法。彼時，網絡資訊還不夠發(fā)達，伍雪玲便背著女兒一家一家醫(yī)院咨詢，四處求醫(yī)。“整個廣東的大醫(yī)院基本上都跑遍了。”在一位醫(yī)生的介紹下，伍雪玲了解到人工耳蝸可以幫助女兒恢復聽力，言語康復訓練能讓女兒開口說話。
在晴晴不到兩歲的時候，伍雪玲帶著女兒來到深圳市特殊需要兒童早期干預中心，一起學習言語康復。“晴晴上課，我也上課。我正好碰上早干中心開設的第一期‘家長學校’，學了不少言語康復方面的專業(yè)知識。”期間，在深圳市殘疾人聯(lián)合會和香港港安醫(yī)院慈善基金兒童聽覺基金的幫助下，晴晴接受了人工耳蝸植入手術。“開機的時候，晴晴哇的一下就哭了，當時我看著她哭，我也哭了。我知道她能聽到聲音了。”
但植入人工耳蝸只是第一步。從能聽到會說，中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她在早干中心上完課之后，我在家里也會再教她，給她做康復訓練。”從音到字，從字到詞，從詞到句子，晴晴取得的每一個突破，都令伍雪晴欣慰不已。“她的第一聲‘媽媽’就是在家里喊的，我當時興奮得大叫！”
植入人工耳蝸后，晴晴在一年時間內，已經能和正常孩子一樣進行溝通交流。晴晴的成功康復，讓一起做康復治療的孩子家長們看到了希望。“當時有個小孩的媽媽就找到我，讓我用教晴晴的方式教她的孩子。放了一千塊錢在桌上，就走了。”伍雪玲會回憶道。
孩子們上學放學時，伍雪玲會幫著帶教老師接送。
就這樣，伍雪玲家逐漸變成了家庭式托育園，8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堆滿了教具和繪本。隨著時間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母親帶著小孩找上門，他們有從省外城市慕名而來，有從山區(qū)鄉(xiāng)村連夜趕來，都有著同一個的目標——讓伍雪玲教自己的孩子“開口說話”。
堅守
為了孩子“說話權利”
母親，是世界上最能共情的一群人。特別涉及孩子，每一個母親的心都會變得格外柔軟和敏感。伍雪玲更是如此，她深切地理解那些同樣身處困境的家長們的心情，他們的焦慮、無助和期待，她都感同身受。
隨著來找伍雪玲的家長越來越多，伍雪玲深感自己的責任重大。“看著那些家長的眼睛，再看到那些小孩，比晴晴都大了，卻還沒能開口說話，我怎么都沒辦法狠得下心拒絕。”于是，她決定將這份事業(yè)做得更大、更專業(yè)。2004年，伍雪玲在成立晴晴言語康復中心，為更多的聽障兒童提供專業(yè)的康復訓練。
伍雪玲的康復訓練中心是非盈利性的，僅收取孩子的生活費、教學材料費、分攤的房租和聘請教師的費用。“人工耳蝸很貴，便宜的都要二十幾萬，這對很多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為了能讓更多聽障孩子能聽、會說，伍雪玲開始向外界尋求幫助，主動聯(lián)系各類公益組織、慈善基金會，為孩子們籌集善款和物資。
“我先從身邊人入手，叫我的朋友們每人‘認領’一個家庭比較困難的孩子，負責他們每個月的康復費。”同時，伍雪玲也積極倡導社會各界關注聽障兒童群體。
早期的康復訓練中心因缺少專業(yè)老師，往往是伍雪玲一人上多堂課。
但善意有時換來的并非也是善意。“一路上也有家長和愛心人士質疑。”曾經伍雪玲也想過放棄，“一些愛心人士會懷疑我是在作秀，也會覺得既然他捐了錢，我就應該要‘捧’著他；有些家長會認為既然我是做公益，就不應該再收錢。”講起過往，伍雪玲多半時間是笑瞇瞇的，“肯定會委屈，但是委屈過后還是該干嘛就干嘛。”
在采訪期間，伍雪玲會時不時松動自己的腿和肩膀。她有些抱歉地沖記者笑笑。因為長年累月的超負荷工作，伍雪玲患上嚴重的肩周炎和頸椎病，一度進了醫(yī)院療養(yǎng)。盧瑾晴看著媽媽因工作落下的病根，既心疼又無奈。“她太拼了，有時候我看著都害怕。”
伍雪玲用自己的行動，感染和影響著身邊的每一個人，她的團隊也逐漸壯大起來，吸引了越來越多有志于從事特殊兒童康復事業(yè)的人才，他們還經常到省內外農村地區(qū)開展公益活動，呼吁更多人重視農村聽障兒童群體。
盡管困難重重，伍雪玲卻始終沒有放棄，她堅信“每一個孩子都應該有說話的權利，每一個家庭都不應該因為孩子的聽力障礙而陷入絕望。”
“媽媽”
為了打破“無聲世界”
“媽媽幫我刷牙，媽媽給我畫畫，伍媽媽教我學說話。”在一堂正音課上，4歲的嘟嘟正在學用媽媽造句。一句“伍媽媽教我學說話”讓伍雪玲樂開了花。伍雪玲笑著說：“很多孩子的第一句‘媽媽’，就是在我們這里學會的。他們也都會叫我‘伍媽媽’。”
事實上，只要沒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每天早上伍雪玲都會趕在8點半左右到達羅湖區(qū)晴晴言語康復服務中心，去接孩子們入園。“真的就像媽媽一樣。”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這樣評價伍雪玲。
在康復中心的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專屬檔案盒，里面記載著孩子們從入園到出園的所有變化。“我們專門租了間屋子存放這些材料。”在伍雪玲的辦公室里，現(xiàn)在還保留著不少筆記本，這上面記載著每個她曾經幫助康復過孩子的“康復日記”，上面密密麻麻記錄著孩子們有哪些進步，哪些方面有待提高，哪個孩子在發(fā)哪個音的時候有困難，她都一一登記下來。
現(xiàn)在，這樣的“康復日記”，伍雪玲依舊堅持記錄著。20余年里，伍雪玲憑著“讓聽障兒童像我女兒一樣開口說話”的信念，帶著2000多個聽障兒童走出了“無聲世界”，其中有540名來自農村地區(qū)的聽障兒童得到了精準幫扶。
康復中心的一面墻上貼滿了寫著愛心人士名字的感恩樹。
在伍雪玲的帶領下，康復中心的氛圍溫馨而充滿活力。康復中心的裝修風格整體偏粉，粉色的前臺、粉色的墻壁、身穿粉色工作服的教職員工……就連空氣都好像被渲染成淡淡的粉色調。“因為不想做得死氣沉沉的。要讓家長和孩子覺得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地方。”
除了日常的教學工作，伍雪玲還積極參與各種公益活動，為更多的聽障兒童爭取權益和資源。她經常奔波于各個醫(yī)院、學校和社會機構之間，為孩子們爭取更好的康復條件和教育機會。
如今，晴晴言語康復中心已經走過了二十個年頭。這些年來，伍雪玲帶領團隊為聽障等特殊兒童提供了專業(yè)的聽力、言語康復訓練。此外，她還注重培養(yǎng)孩子們的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鼓勵孩子們多與人交流，多參與集體活動，讓他們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逐漸克服障礙，融入社會。
晴晴言語康復中心的老師們帶孩子上課
晴晴言語康復中心的成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越來越多的媒體前來報道伍雪玲的事跡，她也多次受邀參加各種公益活動和論壇，分享經驗和感悟。今年，伍雪玲還獲評2024年第一季度“中國好人”，她用自己的故事和經歷，激勵和鼓舞著更多的人投身于特殊兒童康復事業(yè)。
然而，對于伍雪玲而言，她最看重的并不是這些榮譽和成就，而是那些孩子們的笑容和進步。“每當看到那些曾經封閉、沉默的孩子們，如今能夠開口說話、自信地與人交流，我就覺得這一切值得。” 伍雪玲，“無論這些孩子來自城市，還是鄉(xiāng)村，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聆聽精彩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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